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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(大结局)

时间:2018-02-11    浏览:


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(大结局)

  昨天《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》中咱们说到,那岩将她和高老师之间发生的“抢孩子”的事件,详细讲给了我。

  后来的起诉过程,那岩刚见面就已经告诉我了,高老师起诉她离婚,那岩坚决不出庭,高老师只好公告送达,比平常程序又多花了几个月。

  公告送达的意思是,法院如果穷尽一切送达手段,都没法联系上被告,或者被告有意逃避接收的,就会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声明。声明一般发两到三次,第一次公告刊登的是起诉状,意思是,**你被告了,请过来拿一下诉状。经过排期(安排开庭日期),如果被告还是不和法院联系,法院就发第二次公告,公告开庭传票:**,某年某月某日安排开庭,你不来我们就缺席判决了,有不利的法律后果你自己承担。第三次公告送达是判决结果。总之,每一次公告都要在报纸上刊登60天才算生效。

  那岩知道高老师着急离婚,但她就是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,只要能让高老师不爽。


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(大结局)

  因为经济压力大,那岩从某电视台辞职出来了,到了一家企业,收入明显提高,也搬了个地方,以便高老师再也找不到她。她咨询了周律师,知道就算缺席判决,对她也没有什么不利,反正都是判不离。

  而这次那岩找到我,是距离上一次判不离之后的七八个月,高老师第二次起诉她。

  那岩问我:“这一次我还能怎么治治他呢?周律师教我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。”

  “单从法律的角度,当然可以这样操作,只是你要考虑是不是有必要。您的目的不就是,离婚的同时拿到些补偿金吗?如果目的达到了,也没必要再拖他了,都拖这么久了,高老师也算是罪有应得了。”

  “这样就算罪有应得?于律师你们对他太宽容了。”那岩的情绪依然很愤慨。

  原来故事没讲完,那岩又给我补充点关键细节。

  找我之前不久,那岩的孩子两岁半了,马上就要报名上幼儿园,那岩动用了一切的关系,总算把孩子安置在了最好的公立幼儿园,可是幼儿园报名要孩子户口本原件。

  孩子跟随爸爸户口,因为高老师的户口在北京,那岩的不在。没有办法,那岩只能开口求高老师要户口,高老师置之不理,不回短信不接电话。那岩没办法了,又一次去单位找高老师,这次的那岩,是有备而来的。

  那岩手里拿着一沓十页左右的举报材料,里面详细描述了高老师如何欺骗自己离婚一次,如何重男轻女,因嫌弃两任不能生儿子的妻子而离婚;女儿出生后,高老师如何连看都不看一眼,不出抚养费不出住院费,还好意思在网上宣传说自己的善举;当然要重点说高老师如何抢走女儿送人……。总之那岩把曾经当记者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,文件虽然是个举报上访材料,却写的生动有料,读过的人无不感慨高老师看似正人君子,不想如此道貌岸然。


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(大结局)

  那岩拿着举报材料,威胁高老师给她户口原件,高老师一看材料,立刻火冒三丈,扔下就走:“你爱上哪告,上哪告去!我怕你呀?”结果两个人的谈判,一个来回没结束,就又杠上了——高老师决心不给那岩户口本,那岩也决心将举报材料交给更多校领导看。

  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,高老师最在意的就是升迁和名誉,可是这个材料,让高老师每天都觉得有一万只手在对他指指点点,到了年底测评,本来该高老师得到的晋升机会也丢了。

  这件事情,更加剧了彼此的仇恨。那岩本想将此文件仅作为威胁手段,结果两个人一抬杠,那岩就忘了初衷,绑匪提前撕票了。

  结果那岩为了孩子上学的户口问题,愁出了白发。她先去找派出所工作人员,要求补办一张孩子本人的户口页,可是公安有明文规定,如果户主一方不来现场,是不给补办的。那岩还问周律师,可不可以去法院起诉高老师,要求他提供户口?可是跟离婚有关的户口纠纷在法院是不给立案的。法院立案有一个专门的纠纷名录,在此名录上的,几百种纠纷在内的事儿,法院是受理的,所以在起诉状上,都要注明案由:例如“离婚纠纷”、“合同纠纷”、“继承纠纷”等等,可是跟户口有关的事情,是不在法院案由规定里的,所以法院不受理。那岩只好给派出所的各层上级写上访信,多次上访感化领导,总算在领导的特批下,开出了孩子的户口证明,给孩子办理了上学的事。

  户口事件发生后没几天,我就接受了那岩的委托,我们的案件也接近开庭时间了。

  那岩新换的工作单位,忙的脚打后脑勺,整天出差。所以本来离婚案件是必须本人出庭的,但是那岩说第一次庭审就先叫我一个人去试试调解,如果法院说必须她本人出面,下次再来。我想另一个方面原因是,她太不愿意见高老师了。

  半个月后,在海淀法院派出法庭的二楼大厅中,在座位上等待开庭的只有我和另一个男人。我看过他们的结婚证照片,认出那就是高老师,我打算上前去说句话。如果是别的案件,也就法庭上见了,我之所以要去和他打个招呼,是因为前一天周律师跟我说的一番话。

  开庭前,当我将案件进程汇报介绍人周律师时,他说:“这两口子我都认识,还和他们一起吃过两次饭。高老师啊,家里就一个独苗,倒不是就他一个孩子,而是就他一个儿子,他有四个姐姐。他父母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生了他,将全家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。高老师也很争气,一口气读到博士,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。所以高老师他妈认为,自己儿子这么优秀,老高家必须要有个传宗接代的人。高老师又是个孝子,认为农村的爸妈培养自己不容易,不孝有三无后为大,无论离多少次婚也要生个儿子给妈妈交待……”听完,我竟然头一次对高老师的境遇也有点同情了。于是,既然距离开庭还有一会儿,我打算帮他们调解试试,尽管希望很小。

  “高老师吗?”他似乎正在想事情,听到被人认出,很惊讶地抬起头。

  “我是那岩的律师,也是周律师的同事,周律师跟我提起过您,说您学术水平很强……”

  “你有什事情吗?”他快速地打断了我。

  “你和那岩的案件,有没有调解的可能?我可以帮你们做工作。”

  “调解?你别扯了,彻底没希望,你还是歇歇吧。”他边说,边起身离开座位,走到要开庭的法庭门口站立,眼神从戒备明显变成了排斥。


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(大结局)

  他在法院门口站了几分钟之后,我想他应该已经开始考虑我的话了,于是又走进他面前,说:“高老师,如果不是周律师的朋友,我本可以不费心帮你们调解。如果你们再僵持下去,对您的名声,对孩子的上学问题都没有好处。从您第一次起诉到今天已经一年半了,那岩如果还想设置障碍,您还需要一年半载才能离完这个婚,如果您这次愿意给那岩补偿,立刻就能花钱买来自由,请您考虑一下。”我一口气说完,没给他说话的机会,然后转身就离开了法院门口,回到座位处!坐下后,我用余光扫了一眼他,他半张着嘴,怒气已经冲了上来,正准备跟我吵架,想想又忍了回去。

  法庭开门了,法官招呼我们进去,各自坐下。法院问那岩本人为什么没来,我说那岩正好在外地办理一台大型晚会,实在走不开,我是特殊授权,有权代理调解,如果调解不成确实需要本人来,她下次一定会来的。

  法官说,那我们就先来调解试试吧,同时又看了看案卷说,反正也没什么共同财产。

  调解开始,我方先报价,要求离婚赔偿金50万。高老师很愤怒,说那岩如此拖延诉讼,其实就是为了钱,只同意给10万。

  法官实行了背对背调解,就是请另一方面出去等,先做一方的工作,撬出这一方的心里底线,然后再将另一方面叫进来,这样反反复复。避免双方在一起碍于面子,不好意思降价,也避免双方情绪激动又吵起来。更重要的是,法官会单独吓唬一方,虽然是拿法律吓唬,但绝对把你所有的不利都提到,而且直戳你的担忧。例如:被告你不同意调解的话,就算判也不见得能判你多少钱,万一对方不履行,你就是申请执行,也会碰到哪些哪些难题。例如:原告你要是不接受调解的话,房屋就要评估,回头评估的费用也要你来交,而且评估周期又很长,你着急离婚的目的迟迟达不到……一般的当事人,被法官一吓唬,基本都会给镇住,而且法官说的也的确是现实,无非夸大了一点点难度。

  婚姻类案件的法官着力于调解结案,是有道理的。调解率高意味着社会和谐,也意味着法官能力强,更重要的是,婚姻案件本来就适合调解,因为调解之后好履行、不伤和气,对子女成长也有好处。

  那调解书和判决书有什么区别呢?其实在多数离婚案件中,二者是没有区别的。甚至调解书更胜一筹,因为能够当庭作出(判决却是要开完庭后回去等通知的,很久才能作出),而且调解一经签字就生效,不得上诉。堵住上诉的路,就能节约一审判决有可能被上诉的二审时间。

  因为立即生效,所以对方不履行调解书的,可以立刻就申请强制执行,也不必要像一审判决那样,再去法院申请一个生效证明。

  但有些情况下,调解书的作用是打折扣的。我遇到过不少的房管局、车管所不认可一方拿着调解书来过户和变更,非要另一方来一起配合,但是判决书的话,单方就可以申请变更了。

  还有些需要在国外继续结婚、生活的人,也需要领取判决书,因为有很多国家是不认可中国的民事调解书的。为什么?因为人家不知道什么叫调解制度,这是中国首创。因此说想在国外继续结婚,证明自己已经离异的,不仅去民政局不行,就算来法院离婚,也尽量在法院领取判决书,以防万一。

  回头说那岩案件的庭审,经过法官的调解,我又反复打电话给那岩请示,双方达成一致,35万成交,分两次支付,第一次给15万,调解之后一个月内支付,第二次给20万,一年内支付。孩子抚养费一个月1000元,这是个让那岩挺满意的结果。

  我在开庭前奉劝过那岩,尽量多要补偿金,而抚养费上可以适当让步,因为那岩说,高老师给前两个女儿抚养费的时候,总是左拖右拖,她听过他前妻多次打电话催促。所以对那岩孩子的抚养费,她也要做好申请强制执行的准备,只有补偿金来的靠谱。

  就这样,调解书生效了,高老师历时一年多,总算离成了这个婚。接下来的事情,虽然已经跟我没关系了,但我依然惦记着,高老师的第一笔钱能不能顺利给到那岩?

  一个多月以后,超过履行期限几天了,高老师仍没有动静,那岩只能申请强制执行。不过执行阶段已经不是我的分内工作了,我们律师的代理是分阶段的,我代理仅是诉讼阶段,强制执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,需要另收费。虽说如此,那岩希望我给高老师打个电话催一下,我没有拒绝。

  将高老师的电话播出,等待接听的几秒钟,好漫长,我的胃都收紧了,心跳也加速了。

  关键是那岩刚才告诉我,他们这一个月来又发生了不少事情:那岩终于将自己的户口落在北京,现想将孩子的户口迁到自己名下,要高老师配合,高老师必须得阻碍啊,那岩就继续向各级纪委和领导写信,这一次的举报信传递的层级更高,对高老师的影响肯定也更大……我这通电话简直是在老虎尾巴上拔毛。

  “高老师,我是那岩的律师于琦……”

  “你**的,你们还要不要脸,还有完没完?*你*的”高老师以好几种国骂分别招呼我一遍。

  我强忍住颤抖:“高老师,您的第一笔费用该支付了,否则我们就申请强制执行了。”

  “那岩是不是要我死?她还嫌把我整的不够惨是不是?我***,我**的都被学校调离北京了,原来还只是提干提不上去,现在是彻底降职了,调到广西分校去了……”他边骂边跟我了讲这些。

  我都忘了自己是怎么挂的电话了,总之我该说的话说完了,然后汇报给了那岩。


因重男轻女而离婚,最后竟被女人整得这么惨(大结局)

  那岩好像特别开心,仇人落难、值得庆祝吧。我却有点心酸,高老师一生的努力,也算毁在那岩手里了,真是罪有应得吗?哪一个有罪的人,没有值得可怜的地方呢?

  那岩自己去法院申请完强制执行的第五天,海淀法院执行庭法官给我来电话了,问我还是不是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,我说:我虽然不代理了,您跟我说也没有问题,我能转达给她的。听法官的声音是个有耐心有经验的老法官:“我先给你们这一方打的电话,那岩没有接,我想跟您了解一下高老师的情况,看看什么执行方法对他奏效?”

  “法官,高老师曾是学校骨干,最近刚被调往广西,但是他依然很在意自己的工作,我感觉您甚至都不用做什么,只要把电话打过去,似乎就能起到大作用。实在还不行,就找他的校方沟通。”

  不出我所料,法官一通电话,高老师就乖乖把钱给了那岩。高老师这种谨小慎微的国家工作人员,是比较在意法院的命令的。

  那岩和我继续保持着联系,听说一年后的第二笔费用也是通过法官要回来的。有一天,那岩发信息说:“于律师,我在广西出差,你猜我在火车站遇见谁了?”那还用说,当然是高老师,我问:“打招呼了吗?”

  “怎么可能打招呼,他其实也远远看见我了,我们俩互相转过头去,都当没看见,这两三年没见,他头发白的很厉害啊!”

  那岩叹了口气,似乎也有点后悔当时把高老师整的太惨了,在一个冤冤相报的节奏里,彼此都不是赢家。

  这个案件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,还浪费了无数人的心力:那岩和高老师的就不必讲了,法官的、各级领导的、那岩母亲的、帮那岩孩子上学办户口的朋友的、派出所领导的、律师们的……。如果将这些心力放在别处,这么多社会精英,将能创造多少价值啊!可惜,仇恨只能让彼此损耗。

  我一直认为,离婚可以,但不要撕的太难看,对孩子不利不说,以后一生回忆起来,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有点不堪呢?

  这个案件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:婚姻律师,不能仅以最大削弱对方的方式,争取我方的胜利,更不是增加社会矛盾的,我们的作用是尽量化互撕为和谐,实现双赢才是真正的矛盾解决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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